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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時報【楊渡】讀完了周天瑞的《報紙之死》，書中所寫的一幕幕往事，伴著青年時代在《美洲中時》工作的經驗，逐一歸來。午夜掩卷，竟徹夜難以入眠。此生中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，寫過最多的名字是「總編輯天瑞兄」。那是1983年，我研究所二年級的時候，開始到大理街的《美洲中國時報》上班。工作時間在夜裡十點半左右開始。先翻看當天報紙有什麼新聞，再等待當日從印刷廠剛排好版，校對過的樣張，從第一版到地方版都有。我的上司李明儒副總編輯負責看版，找出值得傳給美國編輯部的新聞，裁剪下來交給我。我將它貼在稿紙背面，逐一訂正適用的字詞。那些字詞很有趣，例如共匪，改成大陸，或中共；政府，改為「國府」，某些敏感的字眼，特別是政治上歌功頌德的官式文章，得刪去多餘，留下平實的敘述文，等到都改好了，已經凌晨三、四點，李明儒看過後，再影印加頁碼。然後在首頁寫上：「總編輯天瑞兄：共幾頁」後面是李明儒的簽名，開始傳真。美國編輯部再依此題材，配上美國、歐洲、日本等世界各地的新聞，編出《美洲中國時報》。傳真好，工作結束，大約五點了，李明儒就邀我說：「走，去吃一碗魯肉飯。」然後走到龍山寺附近，一家路邊的小攤子，一對年輕的夫妻大清早出來賣清粥小菜。由於來吃的人多是駕駛卡車的菜販，他們從南部上來，開了一整夜的夜車，總是紅著眼睛，空乏了身子，一身灰撲撲的塵土，從卡車上跳下來，點上一根香菸，叫上幾樣小菜、魯肉飯、排骨湯，就大口大口的扒了起來，一個人沒吃三碗不會結束。吃完了，就站在路邊再點上一根菸，跳上車，去拍賣市場了。李明儒和我大約是攤子上唯二穿襯衫的上班族吧。我有時會感到興味的是，我們在這裡，把文字傳給美國看，他們會感受這樣的台灣氣味嗎？雖然在美國出的是中文報，讀者卻是來自各個地方的老、新華僑，寫「政府」，沒人知道你是那一國政府，所以寫國府。民國幾年，更必須改為西洋紀元。總之用一種國際新聞規格處理，使我很快學習從台灣格局裡擺脫而出。每天改稿，像一種思維訓練，把台灣放在國際的位置重新審視。我有時會設想美國的編輯部如何看待台灣新聞。特別在洛衫磯奧運期間，學到了一種擺脫台灣本位的全球華人視野，過了一段時間，李明儒大概覺得我可以進階了，於是讓我試編美洲周末用的地方版。教我如何下標題、定字級、寫對仗、排鉛字、再去工廠與工人拼版面。李明儒是一個老政治犯，五○年代時因拿巴金、沈從文的小說借一個台灣人閱讀，想教人中文，竟被他出賣告密，坐了三年感化教育的苦牢，三年後，被認為未感化好，又坐三年。出來時靠朋友的介紹，他直接到李萬居《公論報》的辦公室去報到，自此走上新聞媒體之路。他知道我沒工作，便將我引進《美洲中國時報》。面試者是台灣的總編輯王杏慶（南方朔），他戴著深度近視眼鏡，從一堆資料中抬起頭，打量著我，笑起來。因我們原來編《大地生活雜誌》的時候就認識。「有編輯過報紙嗎？」他抿著牙笑問。「沒有，只編過雜誌。」我心想，你早知道的呀。「這個沒問題啦，我會負責教到會。」李明儒拍胸脯說。「看你聰明聰明的，要很快就學會哦。」為了讓我和報館其它人熟識起來，李明儒有時會帶我出去應酬，和管人事、工廠、業務的主管喝酒。多年後我才知道，當我打算進時報的人事公文送上去，就有我以前在黨外雜誌寫過的稿子、編過的資料，一併送上去。聽說人事單位有人找李明儒問，他也打包票的說：「這個年輕人沒問題，有什麼事包在我身上。」為了保護我，他帶我交際，才不會被人猜忌排擠。這就是那戒嚴時代的工作環境。但我畢竟在李明儒的手下，學會了下標題、更重要的，由於有更多機會接觸國外媒體，得以訓練自己以一種國際性的視野來看台灣。還記得周天瑞在美國為洛衫磯奧運而大打新聞戰的時候，我們也在台北直呼過癮，覺得辦報當如此，始是大丈夫。誰能料到，戒嚴體制下的政黨關係、人脈運作的複雜性，遠超過檯面上所見。等到《美洲中時》一朝宣布停刊，連總編輯王杏慶都驚訝不置。各種揣測滿天飛，但誰也猜不到真相。李明儒認為余先生是非常複雜的人，痛下決定，一定有多重顧慮。許多夜裡，我們喝酒議論時報王國的內幕，卻無人能解開余先生的內心。而它的真相就只能沉埋心底了。歷史往往伴隨著虛妄與真實。三十幾年就樣過去了。記得幾年前，我和天瑞兄在機場偶遇，他表示讀過了我寫的《荷花池畔長談》，關於余紀忠的往事，客氣的謬許了幾句。然而我知道，自己和余先生的共事時間遠少於受他幾度拉拔而又重貶的許多老臣，如高信彊、周天瑞、王健壯、胡鴻仁等前輩，他們更了解個中余先生政治運作、人事操作的權謀與思慮。我遠遠沒有資格寫。但我寫作的當下，正是時報出售之際，內心感觸很深，想到一代報人如此結局，忍不住想表達一種感念，也向一個時代告別。然而，真正的歷史，他們每一個人都比我更有資格寫。只是他們了解的余先生必定有正反兩面性，回憶起來，心念定當萬般迴轉，愛恨交織吧。「天瑞兄啊，你才是真正有資格寫的人，我只是最後的一批徒弟而己。你跟他共事那麼久，特別在美洲中時的那一段，才是大歷史啊！」我當時這樣的回應天瑞兄，期待他有一日可以寫出來。現在完整看完此書，有如解開謎底般的把《美洲中時》往事，一一回顧。此書有報業巨人余紀忠赴美辦報的思考過程，也呈現他一貫的為人處事與思維方式，更有周天瑞在美洲辦一份獨立公正媒體的雄心壯志，意氣風發；也有余先生善用黨政關係，人事平衡，多重矛盾，以操控屬下與媒體的謀略。從大歷史看，此書是台灣在解嚴前夕，新聞媒體力求公正平衡、新聞自主所做的努力。周天瑞當然不是不曉得黨政關係的重要與險境，他也試著在新聞專業與力求平衡之間，尋求自保，避免被戴上紅帽子。但《美洲中時》終究難以避免的，走到了最艱難的時刻，余紀忠決定關報的過程，涉及了黨政關係的多重考量，更有他遭遇金流被堵的痛苦，以及家族接班的思慮。周天瑞用一份報紙之死，見證戒嚴時代，報業史的至暗時刻。那已不僅是報紙的故事，那糾葛如網、錯綜複雜的人與事，更是大時代最真實的側顏。它證明了人世間，不是只有政治的判斷、是非黑白，而是有更深沉的人性與愛恨，交織盤繞，互相糾葛。這才是真實的歷史。最讓人惋惜的是，沒人（包括余先生吧）能料到那至暗時刻，確是黎明前的黑暗，江南案後，蔣經國宣佈蔣家人不接班，王昇外放，再過三年，宣布解嚴、開放黨禁報禁。如果余先生堅持下來，直道以行，會如何呢？這是周天瑞在書中天問般的深深嘆息。天瑞兄的故事，特別是他幾度的人事浮沉，也讓我想起很久以前，已過世的孫思照先生曾在酒後，深深感嘆道：「這個老傢伙啊，玩得太厲害了，在自己的家裡，對自己的小孩也這樣玩，真是不應該啊！」我們總感嘆他的英明，權謀善變，操弄人事布局，誰又知道這英明與權謀的背後，一樣有著正反兩面的傷害，否則今天的時報會另有一番氣象吧。我不僅認為新聞系的學生應看此書，因為它比新聞史更接近真實的歷史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本真實的記錄，讓我們從一份報紙的生命，看到台灣那複雜的、有人性的、陰暗與光明交會的時代進行曲。